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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

1999-09-01 来源:中华读书报 ——读丁亚平《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得到 我有话说

丁亚平的《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问世,中国40年电影艺术史的研究有了第一著,有关40年代电影艺术史的话,有了独家之言。

开始仅是抱着了解中国战后电影的心境翻看这本电影艺术史的,但通读完毕,却获得了一份意外收获,这就是该艺术史作法的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开启了电影艺术史研究的新路径,给人以极大的启迪,这是始料未及的。由于此,对该书的敬意和称赞便不仅仅针对作者甘于冷寂志作史书的举措,对该书意义的认识也不再是停留在其“填补空白”的功绩上了。

所谓史家须有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唯有秉具这四长,才可作出真正的史书;才可赋予历史以新价值或新意义,给现在的人以资鉴;才可留存百世成为真正的千古事。我以为,在这四长中,史才的具备尤为重要,虽然史德、史学、史识是作史的前提。但仅仅拥有大量的史料,怀揣丰厚的专门史知识,有着端正的心术和敏锐的观察力,而没有高超的作史的方法即史才,是作不出高妙的有价值的文章的。有了好的研究方法,就能有良好的结构和巧妙的切入方式,有了这两点,才可找到逼近真理的途径。尤其是艺术史的研究,由于艺术是人类社会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只有好的研究方法,才可搭建良好的结构和巧妙的切入方式,从而抓住脉络,扣住要点,做到历史的真实和逻辑的合理相统一。

古往今来,有关艺术史的研究,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方法有:关注艺术品审美价值的艺术品研究;关注艺术家的社会阶层、宗教信仰、哲学派系在艺术创造中所发生的至关重要作用的个人风格研究;强调导致艺术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研究。艺术的产生,与时代、社会、生活及人的心灵才智的关系密不可分。这就要求,艺术史的研究应是多方位的。只采用一种方法对艺术史进行把握,难免造成疏漏。

丁亚平的《影摄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以联系、发展、运动的历史眼光,采用了不拘一格,集众家之长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显现了作者开放、灵活、大器的治学态度。由于综合性方法的运用,本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结构和切入方式,即专题式的研究方式,针对战后电影三年半的历史,作者设定了“战后电影的态势与进程”、“三个地区的电影与电影意识形态”、“社会派电影和人文派电影”、“走向开放与成熟的电影艺术”四大课题。以时空环境、个人特征、作品分析为主要内容,进行全方位的主客观探索。这种四面出击,多管齐下的专题式研究,全面透彻地对战后电影“有着花朵簇拥的繁盛景观”的面貌,和此时的电影之所以有着“人文与历史的艺术内容和建设性的艺术史意义”的缘由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不仅如此,由于这种多项专题式的研究方法,对战后电影的每个点面,都进行掘井及泉的探究,故而使得这一时期的电影面貌及其深层缘由的把握面面俱到疏漏甚微,几乎回答了战后电影的所有问题,所以当可称得上是一部战后电影艺术的百科全书。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特殊的结构和切入方式,使得每一章节都成了一个内容完整的独立个体,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不是环环相扣的关系,而是层层相套的关系。摞合在一起,是一个整体,单个取出,又可独立存在。这就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选择自由。你可以带着问题,根据自己所需,进行章节选读,从而完整的获得有关知识。

好的方法是跋涉途中的一匹千里马,有时甚至就是一支点铁成金的魔杖。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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